向着明亮那方

老婆大人让发的红包，说不发就揍我，我也没办法呀！还说没人领也要揍我，我好无奈！！！

她们没有交集，除了出生年份相近，各自拥有一段非凡的经历，再就是，与她们相关的书一并立在我的书架上。一日，我翻翻这本看看那本，忽然发现，她们之间有些共同的东西。

金子美铃，1903年出生于日本山口的一个渔村。成年后，她在继父的书店打工，又嫁给书店的店员。丈夫无良，将她传染上淋病，离婚后，又把女儿带走。1930年3月，万念俱灰的她选择自杀。

这不是一出寻常的悲剧，金子美铃的另一重身份是上世纪20年代日本童谣运动中的“巨星”。她被诗人西条八十誉为“拥有日本女性罕有的想象力的飞跃”。

“罕有”没能让她摆脱庸常的命运，却在有限的生命里，带给她超越庸常的欣喜。

比如，20岁，她的第一首童谣《鱼儿》发表，有人描摹那时的她，“越写越开心，越写越好……写童谣渐渐成了她的第一大乐趣。”彼时，她的生活与诗毫无关系，她正帮着家里打点下关小书店的生意。

又比如，1929年，她在笔端温柔映照的《麻雀》——

“我有时候想：我要给麻雀喂好吃的，把它们养乖了，给它们取名字……”

晶莹文字背后，没人猜得出，这时，她生活困顿、婚姻出现危机。

她的作品中文译本《向着明亮那方》，书名取自她的同名诗——

“向着明亮那方，向着明亮那方；哪怕一片叶子，也要向着日光洒下的方向。灌木丛中的小草啊……”

摸着诗句，我无法将向着明亮的诗人与绝望自杀的少妇统一，能统一的只有后人的分析：童谣“是她的小花园，她被丈夫退回来的灵魂可以永久居住的地方，她的小世界”。

那么，没有童谣呢？

伊莲娜·内米诺夫斯基与金子美铃同龄。

她是俄国一户富贵人家的女儿，26岁在法国用法文写作成名。此后，十年文学路，坦荡无阻，直至二战爆发。因为是犹太裔，法国政府拒绝她加入法国国籍，剥夺她出版作品、工作的权利。一夜之间，天翻地覆，她不得不戴着代表其身份的黄色星形标志躲在小乡村。

面对浩劫，她以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为摹本，构思一部史诗型的作品《法兰西组曲》。她的时间只够完成其中两部——《六月风暴》和《柔板》，30年后，她的女儿整理其手稿时发现，写至《柔板》，纸张不够，窘迫的她只能用小字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挤着写。

“为了举起如此沉重的负荷

西西弗斯，我需要你的勇气

我并不缺少完成这项工程之心

但是目标长远，时间却如此短暂。”

她这样激励自己。

“我的周围是松树，我坐在我的蓝色粗羊毛衫上，在一片腐烂的枯叶的海洋中央，前一夜的暴风雨浸湿了叶子，我双腿盘坐，好像坐在救生筏上。”

她在拉麦森林里写作时这样写下。这是1942年7月11日，两天后，她被送进奥斯威辛集中营，一个月后行刑。

我不知道，是她的勇气促成《法兰西组曲》，还是《法兰西组曲》赋予她勇气，行至生命最后仍保留尊严，使她异于那些仓皇应对变故的世人。

张瑞芬，比她们小一岁，家在广东恩平。

17岁赴美，27岁，响应孙中山“航空救国”的号召，成为林肯航空学校唯一的女学员。《航空女杰》记录了她在中国航空史上创下的八个第一、六个唯一：第一个中国女特技飞行员、第一个滑翔降落的中国女子、取得三种飞行执照（私人、商业、国际）的唯一中国女子……

1942年，面对弥留之际的父亲最后的要求，她发誓再也不飞了。

我关注的是她停飞后的经历——

她在机场附近开了家花店，每隔一段时间，就带着女儿去看飞机。每次去机场，她总隔着铁丝网往外看，说：“看一看飞机，看一看那些戴着飞行帽，精神抖擞的飞行员。”

1995年，她的曾孙在学飞机驾驶。一日，她赶去机场观摩，91岁的她登机，摩挲着驾驶杆，对教练说，我曾是个飞行员。而后，独自驾驶，飞了半小时。

想来半个世纪，真正的她只活了这半小时。但如果没有这“真正的”存在，一个寻常耄耋老太如何保持在高空航行的心、力？

她们都是传奇。

成年后，我一直思考，所谓理想、梦想抑或基于原始冲动追求的“明亮那方”，于普通人等、庸常人生究竟何益。

没有更多益处。生老病死诸多苦，无一能消除。

除了，生命短时，它让其显得好。

除了，遭遇相同时，它让你“退回来的灵魂有个可以永久居住的地方”。

除了，你顺应“calling in life(生活的召唤)”，完成你的使命时，有逢山过山，逢水过水的勇气，如一张“救生筏”，渡一切苦海。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1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