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柳树一样活着

老婆大人让发的红包，说不发就揍我，我也没办法呀！还说没人领也要揍我，我好无奈！！！

你知道柳树，未必就知道像柳树一样的人。

我知道。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从《诗经》里知道柳树与人的情感时，我已坐在了邯郸师专的教室里。我的人生将从此另起一行，与土地的关系也将暂告一个段落。

那时生产队的土地刚刚责任到了我父亲的名下，欢欣鼓舞的父亲为了表述对土地的虔诚，爬上村东老柳树砍了一抱粗柳枝，哼着小曲把它们一字排开栽在自家地头，豪气十足地对我说：用不了几年就能长成檩梁，等你成家盖房的时候就能用上了。

此时正是1980年秋风扫落叶的时候，秋风把我吹进了城市，而柳树丝纹未动。从此，我在这头，柳树在那头。

越来越时髦的城市让土里土气的柳树变得灰头灰脸，就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乡下人。传统诗词文赋中柳树的风光只能在记忆中的乡村去寻找。那时，柳树浩浩荡荡点缀着荒凉的大平原，是何等的气派。现在想来，倒不是乡下人偏爱柳树，而是因为柳树们性命质朴容易存活，正像我们这些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乡下人一样，不管天灾人祸风雨交加，还都接二连三地充斥了人间，廉价地延续着人间的烟火，卑微而顽强地活着。

我们当然不甘心如柳树一样一辈子任凭风吹雨打，我们也向往生存土壤的肥沃。可高贵的理想之旅比李白走蜀道都难。于是在高考的独木桥上除了老三届外，最拥挤的就是我们这一拨人了。

我们没有五十年代人生逢社会和人心相对的纯净以及后来推荐上大学的侥幸，也没有七十年代人那样赶上生活多样化的选择自由和高考扩招的宽松。我们处在乍暖还寒时节，在初春里蠢蠢欲动而又不时遭受春寒侵袭。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明知春风似刀，我们偏向刀丛拥挤。

受招生数量限制，彼时彼地能顺利走过高考独木桥的只有4.3％，这就意味着95.7％的人要从这独木桥上摔下去。有的摔下去后干脆就永远把理想还给了村边的柳树；有的参军到部队考军校，“曲线救国”；更多的是屡败屡战。我第一年从理科上摔下来，第二年又从文科上冲了过去。而我的一个同学从1979年开始，连考六年，用了两次解放战争的时间才把自己从独木桥上解放出来。

那会儿即使考上了中专，也足以让十里八乡的眼珠子瞪出来，要是能考上大本大专，不是祖坟上冒了青烟，就是柳树上结了仙人果。哪像现在，过了七月云开日出家家都把红旗挂，硕士博士满街乱碰头。所以我们对独木桥爱得如痴如醉，又恨得咬牙切齿。在我们眼里，这独木桥就是通往桃花源的必由之路：“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可这数十步却漫长得让我们拼死拼活，焦头烂额。而那些非农业户口的同学却优哉游哉地闲庭信步，因为他们考上考不上都无关紧要，反正高中毕业后国家给安排工作。为此，我的同学张庆雨气愤而又无奈地对我说：我要是非农业户口，才不费这龟孙傻劲儿哩！

应该说，我们这一拨人是拽着理想主义的尾巴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的。与那个百废待兴而又充满生机的年代一样，我们每个人既有转户口求工作的急功近利，也有胸怀世界的理想，都觉得自己将来不是鲁迅郭沫若，就是华罗庚陈景润。学习累了，我们就躺在宿舍大炕上望着屋顶的檩梁椽木，心里默默设计着自己将来在社会上的支撑作用。

我们用书本摆渡着自己，虽然吉凶难测，前途未卜，也常常幻想到达彼岸后“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浪漫。

师专的学习生活稀里糊涂一晃而过。毕业时，几个家在市里的同学留在了城市，像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捞了个文凭和非农业户口又分配到了农村中学工作。

泪水涟涟，“祝你成才”，分别的激动和鼓励我都忧郁地留给了城市，心存不甘而又无可奈何地回到了乡村中学。

父亲栽下柳树后就再也不去打理它了，就像对我一样，把我迎接到人间他就当上了甩手掌柜。并不是我们父子感情淡薄——他不识字，没法在我读书时指导我的学习；他没有权势，没办法为我铺就锦绣前程。他能为我考虑的只是些很具体很实在的问题，比如婚姻。

那时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认为脱离了稼穑劳累，眼前便是万里江山。当我离开村庄行将告别一年四季的臭汗时，父亲的一句话让我感到灰心，他说：毕业了当个老师也不赖，最起码好找媳妇。

所以我考上学后，父亲长长松了一口气：好树不用砍，好人不用管，你看俺家二小子，我就没管过他。那套无为而治的柳树经成了父亲多年的谈资。

而我在城市的种种经历证明父亲的那套柳树经是片面的，它只适用于柳树和我考学之前。因为城市不是乡村。

一个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周末，我童心骤起，要为儿子拧一个柳笛。走了许多大街小巷，竟没有找到一棵柳树。在经过公园门口时才发现几株柳树势单力薄地被挤压在众多花木之间，而气势汹汹的法国梧桐臃肿地充塞着街道，那窈窕细柳的丝丝拂面已经只是公园里的一个标本了。

一代又一代乡下人从田野走向城市，用柳树的淳朴延续着城市的历史。一茬又一茬的柳树用自己的韧性丰富着城市的风景和人们的情感，折柳惜别、烟柳传情、柳丝寄意——柳树是城市最古老的意象之一。

如今，城市的酥胸粉脸上已没了柳树的印痕。是因为城市的进步和无情，还是因为柳树种类的退化？

不管城市是否欢迎，我们都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城市。我们承袭着柳树淳朴的本性，带着柳树的失落在钢筋水泥间寻觅理想的高贵。与当年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占领城市的第一代进城乡下人相比，我们没有疾风暴雨专政手段的强硬；与后来大批招工进城的第二代乡下人相比，我们没有因为侥幸沾沾自喜的知足和驯服；我们凭的是自己的智力，没有颐指气使的资本，也不愿低眉顺眼任人摆布。

那些和我一样的同学在四散蛰伏乡下后不久，许多又寻梦来到了城市。那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一腔豪情还在胸中澎湃，见了面总是相互鼓励，认为自己同样是城市八九点钟的太阳。然而，落发耗尽了脑汁，皱纹沧桑了心理，短短十多年，当年的相互鼓励终竟变成了杯盏交错的相互安慰，渐渐学会用酒精来抚平心中的沟壑了。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水土之异让我们先天不足，囊中羞涩让我们的“金”绣前程黯然失色。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我不得不这样来安慰自己，纡解尴尬。窘迫的境况已使三个柳绵一样的同学随风而去，刚刚人到中年，生命之花便黯然凋谢，可附在枝上摇摆的我们的芳草依旧远在天涯，遥遥无期。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我们既未得道，又未成器，曾经的舍我其谁的理想鲜馅像汤圆一样在空旷的世俗中滚荡，由庸碌的尘埃一层层缠绕，渐渐变成了一个个适合社会口味的毫无个性的面团，成为陪衬和祭品。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千年前风流词人的无奈难道真的要在我们身上应验了吗？

在乡下人眼里，只要是非农业户口，统统归纳到城市人的行列，不管你在哪里工作。他们认为，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的乡下人被一张“城市人”的金纸包裹着，外表灿烂光亮，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清楚。除非这张金纸出现了破洞。张庆雨就是首先出现破洞的一个。所以他也常是高中同学聚会时的话题之一。

张庆雨的破洞出现在婚姻上。

我的儿子开始上小学时，张庆雨的童子身还坚如磐石。不是他心理和生理上有问题，也不是工作单位，而是他自己的承诺阻碍了他的婚姻。他有两个挨肩的弟弟，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为减轻父母的负担，他发誓给两个弟弟成家后才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与他对桌办公的女朋友也曾对他情意绵绵，可对他的家庭条件烦恼不堪，加上长年累月的爱情长跑和庆雨的升迁受阻，终于嫁给了一个局长的儿子。于是性格内向的张庆雨在家庭和婚姻的重压下，精神出现了问题。再见到他时，他已憔悴不堪地在精神病院呆若木鸡，身边是年迈的父母。他一个劲儿向我打听市场上钢筋水泥的价格，说要回家盖一座四层大楼，父母住一层，他和俩弟弟各住一层。我知道他现在而且可能永远也没这个能力，可他出自内心深处的责任感让我几乎落泪。

是啊，我们这些当初拼命跳出农门的乡下人，哪一个没有光辉灿烂的理想？哪一个身后没有光宗耀祖殷殷企盼的目光？正是这刻骨铭心的责任感使我们游移在城乡之间，承受着双倍的压力。

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就要改变自己的性格，我们像柳树一样努力适应着上苍的安排。受人颐指气使的琐碎一天天掩埋着曾经的壮志豪情，而对情义的珍重却一天天与日俱增。惺惺相惜也好，同病相怜也罢，我们毕竟在同样的境遇中挣扎。所以，当我从门岗登记簿上看到“张庆雨”三个字时，心里就一阵发热。那个在大门外徘徊已久的肮脏的乡下人硬是让责任心极强的门岗给赶走了，只有我熟悉的那三个字可怜巴巴地趴在纸上，已失去了往昔神采飞扬的硬气。不知是他发病时潜意识里对我这个要好同学的惦念，还是清醒后专门从乡下老家来找我倾诉苦闷呢？

十多天后，老家传来张庆雨自缢的噩耗。

赶回老家，我久久打量着村外那棵歪斜的柳树，想像不出两股细绳绞在脖颈时的痛苦。可我相信，庆雨走向柳树时一定是清醒的，他一定想到了自己活着的使命和无力改变命运的悲哀，他的自尊使他不愿成为亲人们的拖累。于是，在硕果累累的秋天，柳树收获了张庆雨。我失去了一个曾经推心置腹的好兄弟。

无心插柳柳成荫。乡间许多坟头前的柳树往往就是人无心而天有意的手笔。孝子的灵幡由柳枝糊制成，逝者下葬时灵幡埋在墓坑的一头，于是柳枝发芽生根，渐成树木。田地上一丛丛野柳往往是一个个生命的注解。而张庆雨的坟头光秃秃的一无所有，他没有后代，没有人为他打幡送魂，自然也就没有生命天意的注解。但其实那也只是一种外在的符号，因为张庆雨本身就是柳树的一种写意的注解了。

后来我想，柳树退守乡野，并不能说明城市的冷漠无情，真正的原因是柳树生不逢时的大众化和生存土壤人为的荒漠化吧。正如我们这一拨挣扎在城市的乡下人，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福祸相倚，好在我们还有这赖以生存的乡野做后盾。可是回到老家，当年父亲栽在地头的那排柳树却在秋风中陌生地摇着头，显然，它把我当作城市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