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长的励志的名人故事
老婆大人让发的红包，说不发就揍我，我也没办法呀！还说没人领也要揍我，我好无奈！！！
有很多小伙伴都喜欢在闲余时间充足的时候，找一些比较长的励志的名人故事来看，那么比较长的励志的名人故事都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吧。
比较长的励志的名人故事：在矛盾中寻找独立自由
“第一夫人”完美秀背后的创业故事。
在手工业日渐式微的今天，服装行业已经被大批量机器制品所淹没。作为服装设计师，马可一直觉得自己应当为这种缺乏个性的惨淡现状负责，因此她自始至终在与主流风潮相对抗，在寻本溯源的设计中追逐独立而自由的灵魂。
在例外中寻找内涵
马可是穿着母亲亲手制作的衣服长大的。那些衣物经过马可母亲的裁剪和加工，都拥有了自己的温度，穿在身上暖暖的，分外舒服，因此穿着它们长大的马可也拥有了一颗灵巧而柔软的心。
17岁那年，马可考入了大学，读的是模特专业。但为了设计出自己喜欢的衣服，马可转行学习构图，并很快成为了学校里的佼佼者。毕业后，马可拒绝了分配的单位，只身到广州闯荡，在一次又一次的跳槽中，她慢慢成长为一家大型企业的首席设计师，其间还获得了多个重量级奖项。但她觉得这都不是自己想要的，相反，她离自己最初的梦想越来越远了。这让马可产生了创立一个新品牌的冲动。
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服装行业根本没有什么品牌可言，各大厂家所做的就是不断抄袭欧美港台的流行款式。“如果不能通过服装传递一种更为本质的内涵，那做设计毫无意义。”带着这样的信念，马可与当时的恋人毛继鸿一起在广州花园饭店对面的一间小店里租了一个柜台，并以那里为起点开始打造中国第一个设计师自有品牌——“例外”。
“例外”给中国服装界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最初，因为缺乏销售渠道，毛继鸿只能通过朋友的关系把做出来的衣服放到其它专卖店里寄卖，结果3个小时内就售出了6件，不少人惊喜地发现，这个怪怪的牌子有着不一样的味道，它的衣服是会讲故事的。
当然，“例外”的衣服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穿的，穿例外需要一种特殊的气质，马可曾经自豪地说：“穿着例外的人，内心要崇尚自由，骨子里还要有些离经叛道。例外只属于那些自信的、内心自由的聪明女人。不少女人花重金买虚荣，这样的虚荣例外给不了她们;也有女人花钱买自信，但例外的自信却只给原本自信的女人。”
随着越来越多的衣服找到自己真正的主人，“例外”也逐渐成熟了起来。经过十年的努力，它终于建立了自己的专卖店，销量也节节攀升。
在无用中寻找奢侈
建立“例外”这个品牌，为的是给服装注入内涵，但反复思量后马可才发现，“例外”虽然特立独行，拥有自己的内涵，但作为商品却因经历流程化生产，因而缺乏足够的情感积累。
手工产品与商业社会有着本质的冲突，因此这个鼓励消费、不断淘汰的社会永远不可能迎来真正的手工产品，在工业面前，手工显得无用。但马可却觉得，无用并不是一件坏事，她迫切渴望去做一些眼前未必有用、以后却能产生价值的事，把人们眼中无用的东西变得有用起来，近而冲击“天下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的现状。
于是马可成立了一个叫做“无用”的工作室，并设计出一批纯手工服饰，这些衣服从纺线、织布到晕染全都采用最古老的办法，并由人工完成，使用的也都是棉麻材料。衣服做好后，马可将它们全都埋到了地下，让时光和自然来完成后续的创作。在这个过程中，马可只是想法的来源者，而非整个效果的控制者，她只是听之任之，让衣服自己去记录埋葬它们的时间与地点，以及一切物质留下来的印象。
那批服饰出土之后，马可就带着他们远赴巴黎，参加了一场时装发布会。那场时装秀惊艳四座，一位来自黎巴嫩的女观众在看秀之后感慨道：“当现场的巨大帘幕轰然坠地，你顷刻之间打碎了全场所有观众的面具，在帘后，是你敞开的心。”
一年后，马可又发布了一系列新的作品，名为“奢侈的清贫”，这次所演绎的奢侈，就是马可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它无关价格与物质，而是一种精神化的东西，以时间和人心为衡量方式，而“无用”则是它的表现形式。
在相异中寻找相契
在生产“例外”和“无用”两个品牌的过程中，马可和毛继鸿也逐渐被外界认知。马可和毛继鸿其实是两类人，马可唯一想做的就是设计，对做生意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但毛继鸿却对市场营销方法有着天然的领悟能力。
开始创业后，毛继鸿与马可的分工非常明确，马可负责设计，毛继鸿则负责保对其进行商业运营。
在毛继鸿的精心运营下，“例外”得以迅速增值，拥有了不小的客户群。不管是对马可还是毛继鸿来说，能在人生里遇到这样一个与自己截然不同却又在某种程度上志同道合的人，又能在与之共处的过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无疑是一件幸事。
因为风靡一时的“丽媛stytle”，设计师马可的名字开始为人们所熟知，但在“第一夫人专用设计师”的光环之下，马可依然是一个不断进行精神求索的矛盾体，不断与现代文明对抗着，在寻找灵魂归宿的途中载沉载浮。
比较长的励志的名人故事：我的偶像李普曼
作者:吴晓波
20xx年6月，我去哈佛大学当了3个多月的访问学者。肯尼迪学院为我安排的住处就在查尔斯河边上，每当日落时，我都会一个人去河畔的草地上散步。河水很清缓，岸边的乱石都没有经过修饰，河上的石桥一点也不起眼。300多年来，那里的风景应该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我每次走到那里，总会浮生出很多奇妙的想法。我在想，这条河边、这些桥上，曾经走过34位诺贝尔奖得主、7位美国总统，他们注视这些风景的时候都不过30岁，那一刻，他们心里到底在憧憬着什么?
我还常常想起那个影响我走上职业记者道路的美国人。1920xx年，正在哈佛读二年级的沃尔特·李普曼就住在查尔斯河畔的某一座学生公寓。一个春天的早晨，他忽然听到有人敲房门。他打开门，发现一位银须白发的老者正微笑着站在门外，老人自我介绍：“我是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我是在18岁时的某个秋夜，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里读罗纳德·斯蒂尔那本厚厚的《李普曼传》时遇到这个细节的。那天夜晚，一颗梦想的种子，不经意间掉进了我尚未翻耕过的心田中。
在此后的很多年里，我一直沉浸在李普曼式的幻觉中。我幻想能够像李普曼那样知识渊博，所以我在大学图书馆里“住”了4年。我的读书方法是最傻的那种，就是按书柜排列，一排一排地把书读下去。我幻想成为一名李普曼式的记者，在一个动荡转型的大时代，用自己的思考传递最理性的声音。我进入了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在6年时间里我几乎跑遍中国的所有省份。我幻想自己像李普曼那样勤奋。他写了36年的专栏，一生写下4000篇文章，单是这两个数字就让人肃然起敬。我也在报纸上开了自己的专栏，并逼着自己每年写一本书。我还幻想像李普曼那样名满天下。他读大学的时候就被同学戏称是“未来的美国总统”。26岁那年，正在办《新共和》杂志的他碰到罗斯福总统，总统笑着说：“我早就知道你了，你是全美30岁以下最著名的男士。”
你很难拒绝李普曼式的人生。任何一个行业中，必定会有这么一到两个让你想想就很兴奋的大师级人物，他们远远地走在前面，背影缥缈而伟岸，让懵懵懂懂的后来者不乏追随的勇气和梦想。
当然，我没有成为李普曼，而且看上去将终生不会。
我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的胆怯和生活的压迫。我躲在一个风景优美的江南城市里，早早娶妻生子，我把职业当成谋生和变得富足的手段。我让自己成为一个“财经作家”，在看上去舆论风险并不太大的商业圈里挥霍自己的理想。李普曼的一句话常常被我用来自我安慰：“我们都成了精神上的移民。”
这些年来，我偶尔回头翻看李普曼的文字时会坐立不安。这个才华横溢的家伙著述等身，但被翻译成中文的却只有一本薄薄的《公众舆论》，这是他32岁时的作品。在这本册子中，他论证了“公众舆论”的脆弱、摇摆和不可信任。他指出，现代社会的复杂使得一般人难以对它清楚地把握。现代人一般从事某种单一的工作，整天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深度关切他们生活的世界。他们很少认真涉入公众事务讨论。他们往往凭印象、凭成见、凭常识来形成意见。正因如此，社会需要传媒和一些精英分子来梳理时政，来抵抗政治力量对公众盲视的利用。这些声音听起来由陌生到熟悉，渐渐地越来越刺耳。
尽管遥不可及，但这个人让我终生无法忘记。我常常会很认真地思考这个国家的走向与这一代人的使命，这或许是李普曼留给我们这些人的最后一点“遗产”。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对大历史的苦思中而不能自拔，当物质的繁荣到达一定阶段，贫富的落差足以让社会转入另外一种演变形态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储备了足够的人才和理论去应对一切的挑战?我们对思想的鄙视、对文化的漠然、对反省精神的抗拒，将在什么时候受到惩罚?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个人来讲，这都是一些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
这些年来，我把自己的时间大半都投入中国企业史的梳理和写作中，我想在这个极其庞杂却并不辽阔的课题里寻找一些答案。我想静下心来做一点事，为后来者的反思和清算预留一些略成体系的素材。我还企图证明，这个社会的很多密码或潜流可能会淹没在中国经济和公司成长的长河中。
我倒是做过一件与李普曼最接近的事情。
20xx年，我在一次版权交易中偶尔得悉，我当年在大学时读过的那本《李普曼传》，并没有得到作者罗纳德·斯蒂尔的授权，是一本盗版书。于是，我设法找到了翻译者，竟又得知斯蒂尔还活着，隐居在美国西部的一个小镇上。我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上他，斯蒂尔对当年的盗版行为非常恼怒，得知我想得到授权，先是表示不信任，后又委派华人朋友到上海面谈确认。经历3年时间，到20xx年11月，我终于购得中文版权，并出版了最新版的《李普曼传》。此事几经周折，结局却得偿所愿——我终于用自己的方式，向李普曼致敬。
在我的生命中，李普曼式的梦想早已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有一些听上去很遥远，却会让人在某些时刻产生坚定信心的声音。1959年9月22日，李普曼在他的70岁生日宴会上说：“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20多年来，时光让无数梦想破碎，让很多河流改道，让数不清的青春流离失所，却只有它还在星空下微弱地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