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道而行：不要做“自了汉”

老婆大人让发的红包，说不发就揍我，我也没办法呀！还说没人领也要揍我，我好无奈！！！

梁家籍贯广西桂林，而到梁承光一代，听朝廷命剿捻军，最后在山西做官并卒于山西，留下妻儿。梁承光的儿子梁济当时只有八岁，家贫不得回广西，母亲带着他到北京讨生活。在母亲的督导下，梁济喜读戚继光论兵书暨名臣奏议，涵养出忠贤胸臆。光绪十一年（1885年），梁济二十七岁，考中举人，他的父执多贵，而他不求闻达，直到四十岁才当官。梁济做过内阁中书（四品）、民政部主事（相当于处长），十余年不升不调。

梁济的官职不大，口碑却隆。他说：“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负贩、拉人力车者多识我。常于途中遇褴褛苦人，大呼曰：‘梁老爷，你好吗？’”据说有赶驴车的看到他，居然叫出他的名字，请他上车。

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共和建立，梁济辞职家居。民国的内务部总长一再邀请他出山，他拒绝，避居城北隅彭氏宅。易代变革，在人心中掀起的波澜是巨大的，对梁济（他的字即是巨川）来说，这一变易是难济未济了。他认为：“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因此在民国元年（1912年），梁济就向神明、父灵起誓殉清，并着手写遗书。

但梁济绝非愚忠，他清楚清王朝的专制腐败与积贫积弱，他的视野极为广阔，读过严复翻译的不少西洋名着。1902年，友人彭翼仲创办北京最早的白话报《京话日报》，对这一新事物，他从物质和精神上也给予了不少支援。

辛亥革命爆发后，梁济的态度是旁观。

次子梁漱溟参加反清的京津同盟会，他只是以“谨身以俟天命可也”相劝，并未表示强烈反对。他自己曾明确表示，内心“极赞共和”。

因此，从他计划殉清到实现，整整七年，他都在观察新的时代、新的社会，他对民国寄予过希望，然而他失望了。他一度以为“革命更新，机会难得”，可借机缓和社会矛盾。虽说“国粹莫大于伦常”，不能轻易更改，但若使“全国人民真得出苦厄而就安舒”，则价值相抵，可以“不惜牺牲伦常以为变通之策”。故“辛亥革命如果真换得人民安泰，开千古未有之奇，则抛弃固有之纲常，而应世界之潮流，亦可谓变通之举”。

但他痛心地发现：“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盖由自幼不闻礼义之故。子弟对于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义之说者。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而云恃社会互相监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

梁济甚至知道人们会怎样看待他的自杀，也许他知道有人会称他为“梁疯子”。他说，只有那些“注重须先有良好人民而后国可以立，不专靠死板法律以为治”的人，才是“真能知我心者”。

1918年，梁济六十岁生日前夕，为准备给他祝寿，家人进行大扫除，他因此到朋友家小住，说生日那天回来。结果生日前三天即民国七年（1918年）十一月十日，梁济自沉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即今天的积水潭。他在留下的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可以说，梁济绝非遗老，也毫不糊涂，他说：“吾因身位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伦理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头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他自己如此通透：“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

梁济赠梁漱溟两个字：“肖吾”

梁济的儿子梁漱溟认为，梁济有任侠、认真、不超脱等特点，这些精神个性也影响了孩子。但实际上，这个六十岁自我了断的中国人极为开通，他对友人对孩子都是和蔼的、循循善诱的。

梁漱溟追忆儿时趣事时说，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吵闹不休。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让他去看。梁漱溟看时，见树上有父亲写的小纸条：“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

梁济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庄重的、平等的，又是尊重的。在梁漱溟的记忆中，父亲对他“完全是宽放”的，甚至“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他“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他自己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

梁漱溟到读四书五经的年龄了，梁济不让他读，而让他学习《地球韵言》。年轻的梁漱溟拒绝家中提婚要求，想出家当和尚，梁济虽不以为然，但也不明示反对……他的影响是有力的，使得梁漱溟在处事做人上跟他一样，以至于在梁漱溟十七岁时，梁济赠其两个字“肖吾”。

自杀前三天，即1918年11月7日，已经下了决心的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系讲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这是他留给儿子的最后的话。

梁济的死，在京城有过一些影响，徐志摩、陶孟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傅斯年、梁启超等人都有过评论，他们多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尊敬。

自然，父亲的自杀对进行人生思考且也想过自杀的梁漱溟是一个启示。有人说：“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梁济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承担。”

匹夫不可夺志

梁漱溟跟毛泽东同年，他的一生也跟毛泽东结缘。冯友兰在他去世后写的挽联中说：“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上联即述其德业，下联则涉及他跟毛泽东的缘分。

1918年，两人在北大教授杨昌济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的梁漱溟已是名人，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二十年后，梁漱溟到延安跟毛泽东谈中国的出路，半个月中毛泽东与他长谈八次，有两次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毛泽东后来则称：“我同梁漱溟比较熟。”

……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邀请下，梁漱溟从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多次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毛邀请梁漱溟到政府里担任职位，梁拒绝后，毛仍照顾他的工作和生活。

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梁漱溟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这一被称为“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求行“仁政”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认为中共比梁漱溟更懂农民，毛还说梁百无一用，“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梁要求毛要有“雅量”，毛在会场上对梁极尽挖苦嘲笑之能事，梁不服，要求发言，但会场上几乎一边倒，有人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自此梁漱溟深居简出。“文革”中，他受到冲击，被抄家被打耳光，但他承受下来了。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的生日寿礼。这并不代表梁漱溟臣服了毛，他在人格上始终是平视毛的。他就事论事，“文革”尚未结束，梁漱溟就在政协会议上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

1973年底，中共“批林批孔”。在政协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梁一直沉默不语。最后迫不得已，梁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即席讲演。在众人追问他对“批林”的态度时，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从而引起对他的大规模批判。1974年9月23日，对梁历时半年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询问梁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梁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在今天，梁漱溟先生已经被人们视为中国的圣贤，是最后的儒家，是哲学家，乡村建设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的诤友……也许这一切成就，都可以在梁济那里找到源头。他的“尸谏”影响了梁漱溟，成为最有警示性的家教，那就是“道德理想和卓立精神”。

梁漱溟因此一生都很少顾及自己，而是为国为民。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中，美国学者艾恺问梁漱溟：“您认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他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是，“不要贪”，“不仅贪图的事不应做，贪图的念头也不要起”。他把“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当作家训。

他自己一生不断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在一个世纪以来反复的中国社会里，梁漱溟先生是少有的能给我们中国社会以安慰和信任的人了。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在反传统的浪潮中挺身而出，倡言中国文化经过调整还能继续存在并复兴，他相信中国本身拥有走向现代化的力量。

是梁漱溟，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更足以与鲁迅构成表面对立、其实互补的两极。他们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

“宽恕是我一生的自勉”

梁漱溟对自己两个儿子的教育可圈可点。他给两个儿子取名培宽、培恕，因为“宽恕是我一生的自勉”。

像父亲一样，梁漱溟也很注意培养儿子们的个性。他与长子培宽有“多年父子如兄弟”之谊。梁培宽回忆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

梁漱溟长年为社会奔走，居无定所，无暇顾及家庭，两个儿子寄居亲戚家，他就要求长子培宽多带带弟弟培恕，让培宽“研究研究恕之受伤或受‘病’在何处，当如何药之”。

梁漱溟的家信是温厚的，他说：“我的原则是：一个人要认清自己的兴趣，确定自己的兴趣。你们兄弟二人要明白我这个意思，喜欢干什么事，我都不阻拦你们的。”（1943年2月28日）

梁漱溟听任孩子们自由选择，他对他们唯一的要求是不要做“自了汉”，就是不要成为只顾自己的人，标准是“在人生道路上不趋于低俗，在识见上不流于浅薄”。

梁漱溟的宽放教育贯穿始终，他的教育显然是成功的。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看。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

他的家教使儿子在多灾难的世纪得以平安度过，梁培宽、梁培恕一生不喜出头露面，为人低调。大概正因为如此，两人在历次运动中都没有遭到太多的磨难。

不是强者，但也非软弱小民

梁家兄弟在父亲去世后相继退休，他们想到了应该研究整理父亲的文稿。兄弟俩的分工不同，培宽负责父亲的全集编撰出版，培恕则负责撰写父亲的传记作品。

梁家兄弟全身心投入到整理父亲遗着的工作中，并为父亲编辑出版了八卷本六百多万字的“全集”，以及“自传”、“传”、纪念集、书法集等，接待了国内外很多的梁漱溟研究者。在整理出版父亲着作所得的数万元稿费中，只留下了买一台电脑用的几千元钱，其余的全部以梁漱溟的名义捐给了当年梁氏所办的勉仁中学（即现在的勉仁职业学校）。

因为梁漱溟的历史地位，他生前死后都有国家因素介入，因而梁家后人在事关评价等问题上也同样显露出梁家独有的直道。他们不是强者，但也非软弱小民，梁家兄弟多次跟政府交涉相关事宜。

梁漱溟去世后，要召开例行的追悼会。中央统战部为梁漱溟起草了一份“生平”。关于1953年一事，第一稿中写道“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梁家兄弟认可；但在修改稿中此处莫名其妙地被改为“受到批评”，他们表示反对。有关部门反复劝兄弟俩“以大局为重”，但他们据理力争，不肯让步。后来，新华社播发梁漱溟的生平，文章标题即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走完百年人生旅程”。

而更年轻的一代则更是直抒胸臆。

1988年，梁漱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告别大厅举行。灵堂入口大门上悬挂的挽联是：百年沧桑，救国救民；千秋功罪，后人评说。横批是：中国的脊梁。挽联是梁培宽次子梁钦宁拟就的。在梁钦宁张贴时，工作人员阻止，但他执意坚持。据说，前往吊唁的有李先念、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梁漱溟先生的亲友四百余人。

在君子之泽及身而没的中国，在家族分崩离析的现当代，梁家人很了不起，他们直道而行很了不起。

(舒展摘自《望东方周刊》2012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