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光明的两位民国“圣人”
老婆大人让发的红包，说不发就揍我，我也没办法呀！还说没人领也要揍我，我好无奈！！！
梦想光明的两位民国“圣人”胡适生前就被视为圣人。
台大毕业的陈之蕃梦想赴美留学，但连买机票的钱都没有，胡适知道后，立即从美国给他寄来支票，圆了他的留学梦。陈之蕃后来在美钻研物理学，成为大家。经济条件有了转机后，陈把支票寄还给了胡适，胡适给他写了封回信。
之蕃兄：
谢谢你的信和支票。
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
陈之蕃接到此信后大为感动，说：“这是胡先生给我的最短的一封信，却是使我最感动的一封信，如同乍登千仞之冈，你要振衣；忽临万里之流，你要濯足。在这样一位圣者的面前，我自然而然地感到自己的污浊。他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原因是：永远有利息在人间……我每读此信时，并不落泪，而是自己想洗个澡。我感觉自己污浊，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样澄明的见解与这样广阔的心胸。”
在秘书胡颂平眼中，胡适也同样让人高山仰止。在胡适身边工作一年多后，有一次胡颂平不觉对胡适说：“我读《论语》，在先生身上得到了验证。”胡适听了这话，不觉一愣，然后慢慢说：“这大概是我多读《论语》的影响。”
不过在胡适眼中，有一位朋友比他更有资格当圣人，此人即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
胡适曾说：“凡受过这个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还往往超越前人。”胡适认为以下九人，其人格可以上比圣贤，名列第一的即为高梦旦，其余几位依次为：张元济、蔡元培、吴稚晖、张伯苓、周诒春、李四光、翁文灏、姜蒋佐。
胡适熟读《西游记》《封神演义》等旧小说，文章中常常引用小说中的故事做譬喻，“取其人人能解，人人能大笑”。高梦旦对旧小说很生疏，不能领会胡适的用意，而高梦旦的九兄因为熟读旧小说，对胡适所写文章的妙处心领神会，读到过瘾处，忍不住给弟弟写信夸奖胡适。
在信中，九兄夸胡适的文章梁任公之后数第一：文笔纵横，一往无敌，威武不屈，胆略过人。九兄给胡适取了个称号“龙胆公”--“取赵子龙一身都是胆之意”。
九兄还告诉高梦旦，他已向二侄、三侄推荐了胡适的文章，并以充满惋惜的口吻对三侄说：“惜尔腹笥太俭，苟稍富有，当托十一叔（指高梦旦）为尔介绍于胡先生之门，以长尔学识。人贵自立，好为之，未晚也。”
高梦旦把这封信转给胡适，说：“吾家有最守旧之老兄，忽然大恭维起胡先生。兹寄奉，以博一笑。”
胡适回信表达了他对高梦旦九兄的感谢，至于教导高家晚辈，胡适认为自己没这个资格：“至于九令兄原信末段所说，我读了几乎汗下。君家自有圣人，何假外求。”
这里提及的“圣人”，就是高梦旦。
胡适留美归来在北大做教授时，求才若渴的高梦旦数次劝胡适辞去北大教职，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主任。他对胡适说：“我们那边缺少一双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
高梦旦为何要让贤于胡适？在一封信中，他透露了缘由：
“弟生平不作白话文，而对于白话文并不反对，盖知非此不能普及也……此间编辑教科用书，本以普及教育为职志，故不能不注重白话文，以期养成多数国民之智识，而弟既不能白话文，势不足应时势之需要，颇思求可自代者。有人盛称胡氏之为人，初不敢过信，因与之往返，委托其校阅稿件，相知既久，相信较深，颇欲招致来沪，引以自代。”
尽管胡适知道“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但他一则自认资历浅，另外，他也不愿放弃北大的教职。那时的胡适钟情学术，想在哲学研究方面做一番事业，只能一再谢绝高梦旦的好意。高梦旦不死心，就请胡适暑假期间去上海商务印书馆“玩三个月，做我们的客人”，顺便为印书馆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一九二一年七月，胡适冒着酷暑，从北京赶至上海。
高梦旦请胡适来当然不是“玩玩”而已，而是请这位因提倡白话文而享誉海内外的“中国文艺复兴”之父来商务印书馆调研考察、指导工作。那段时间，胡适和高梦旦朝夕相处，倾心交谈：“高先生每天都把编译所各部分的工作指示给我看，把所中的同事介绍和我谈话。每天他家中送饭来，我若没有外面的约会，总是和他同吃午饭。”
暑假结束，胡适要回北京授课。商务印书馆给胡适一千元钱作为暑期工作的报酬，胡适只收下五百元，他说：“五百元够这一个半月的花费了。我并不想做短工得钱。我不过一时高兴来看看，使我知道商务的内容，增长一点见识，那就是我的酬报了。”
高梦旦六十岁生日时，胡适作了一首小诗祝贺：
很小的问题，可以立时办到。
圣人立言救世，话不多不少。
一生梦想大光明，六十不知老。
这样新鲜世界，多活几年好。
从这首小诗可看出，胡适与高梦旦志同道合，趣味相投。
高梦旦原名凤谦，晚年自号“梦旦”，因为“‘梦旦’是在漫漫长夜里想望晨光的到来，最足以表现他一生追求光明的理想”。
而胡适也是终生憧憬光明的人。胡适自称乃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因为他的心中永远揣着希望。胡适认为，西方人乐观、有信心，所以才敢于梦想。受此影响，胡适留美后也非常看重梦想，曾说：“梦想做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今日大患在于无梦想之人耳。”
“很小的问题，可以立时办到”是高梦旦朋友说的一句话。胡适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它“最能写出他（高梦旦）的志趣。他一生做的事，三十年编纂小学教科书，三十年提倡他的十三个月的历法，三十年提倡简笔字，提倡电报的改革，提倡度量衡的改革，都是他认为不难做到的小问题”。
高梦旦做事脚踏实地而不好高骛远，他崇尚事实，主张实干，“知道进步是一点一滴积聚成的，光明是一线一线慢慢来的”。这一点他和胡适也“英雄所见略同”。胡适信奉“自古成功在尝试”，倡导一点一滴的努力，一尺一寸的收获。
胡适最欣赏高梦旦的还是他做人“最慈祥”“最热心”：“他那古板的外貌里，藏着一颗最仁爱暖热的心。在他的大家庭里，他的儿子、女儿都说，‘吾父不仅是一个好父亲，实兼一个友谊至笃的朋友。’”
高梦旦和儿子如同“两个最知心的小朋友”，父子俩亲密相处的一幕，让幼年丧父的胡适既羡且妒。胡适甚至特意为此做了一首诗：
在我的老辈朋友之中，高梦旦先生要算是最无可指摘的了。
他的福建官话，我只觉得妩媚好听。
他每晚大叫大喊地说梦话，我只觉得是他的特别风致。
甚至于他爱打麻将，我也只觉得他格外的近人情。
但是我有一件事，不能不怨他：
他和仲洽在这里山上的时候，他们父子两人时时对坐着，
用福州话背诗，背文章，作笑谈，作长时间的深谈，
像两个最知心的小朋友一样，
全不管他们旁边还有两个从小没有父亲的人，
望着他们，妒在心头，泪在眼里！
——这一点不能不算是，高梦旦先生的罪状了！
胡适小时缺少父爱，高梦旦父子之间的亲昵神态自然令他羡慕也伤怀。胡适后来能那么慈爱、那么宽容地对待自己的两个儿子，多少也受到高梦旦的影响。
我们知道，林纾因极力反对白话文而成为众矢之的，可此人与高梦旦的两位兄长关系极好，也是高梦旦非常尊敬的一位前辈。尽管如此，高梦旦还是冒着被痛斥的危险给林纾写了一封信，为白话文张目，为胡适辩护。
信末，高梦旦坦言，这封信可能会让对方怒不可遏，对此，他做了充分的准备：
“此书草就多日，未以付邮，且逆料足下未尽一纸，即当撕为万段，故特打成三份：一以奉寄；一存小蔚处，备足下息怒时，就近更行取阅；一存此间，因弟作此书时，不免有负气之言，欲俟气平后，自取复阅也。”
但这封信尚未发出，林纾便来到了上海，和高梦旦“同游雁荡，相聚十余日，谈论甚久，无所芥蒂”。高梦旦因此觉得“先生胸无宿物，天性然也”，最终“不忍出此书，以伤其心”。
十三年后，高梦旦翻检旧书时发现了这封信，当时林纾已去世十二载。他把这封信转寄给了胡适。
显然，这封信让胡适大为感动，不是因为高梦旦在信中为自己开脱、辩护，而是因为高氏出于不忍之心，最终并没有寄出这封可能会触怒对方的略带火药味的信。
高梦旦曾告诉胡适，他之所以敬重胡适，是因为胡适能听从母命，没有背弃婚约。胡适问：“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吗？”高梦旦说：“对你来说，这是一件大牺牲。”胡适不以为然：“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更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高梦旦更加不解：“何以最讨便宜？”胡适娓娓道来：“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顿了一下，胡适仿佛自我安慰地说：“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应，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便宜的事吗？”
胡适坦言，对于旧婚约，他“始终没有存毁约的念头”，但也曾面临“危机一发”的时刻。
原来，胡适回国后，在结婚前想见一下江冬秀。胡适想，既然两人即将结婚，亲眼看一下新娘子应该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了。没想到，他来到江冬秀家后，江冬秀竟躲到床上，放下了床帐。胡适对高梦旦说：“若当时自己拔腿就走，或到外面客店去住，那关系就僵了。”胡适忍住内心的不快，一边翻书一边与其他人闲谈。渐渐地，内心的不快一点一点消失了，因为胡适意识到，新娘婚前不愿见新郎，并不是新娘的错，而是旧家庭旧习惯之错，既然如此，何必要争这一时的面子？倘若坚持要见江冬秀，就算对方勉强同意了，自己的面子有了，人家的面子何在呢？这样一想，他心平气和多了。
后来胡适得知，果然是因为旧家庭作梗，长辈们反对，江冬秀才被迫躲入帐中的。
胡适对高梦旦感慨：“那天晚上，我若一任性，必至闹翻。我至今回想，那时确是危机一发之时。我这十几年的婚姻旧约，只有这几点钟是我自己有意矜持的。我自信那一晚与第二天早上的行为也不过是一个绅士应该做的。我受了半世的教育，若不能应付这样一点小境地，我就该惭愧终身了。”
听到这里，高梦旦连连点头，夸胡适对此事处理得当。
胡适之所以在高梦旦而非别人面前，吐露他对自己婚姻的真实看法以及婚前那段鲜为人知的小插曲，也许因为在他看来，高梦旦和自己均具备一颗慈悲之心。只有如此，对方才愿意相信，自己接受旧式婚姻是出于“不忍”之心，才会认同这一看法：慈悲之怀、容忍之心有助于我们度过人生中那些不期而至的“危机一发”之时。
一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胡适结束在上海的工作即将远赴北京时说：“住上海三年半，今将远行了，颇念念不忍去。最可念者是几个好朋友，最不能忘者是高梦旦先生。”
正因为相知最深，分手时才会念念不忘。
胡适晚年曾说及自己的婚姻：“我们那个时代，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会了解的。我和我的太太订婚之后，我们从未见过面，一直到了结婚那天才见面的。我有两句诗：‘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有了“情愿不自由”的宽厚容忍，就有了“也就自由了”的达观释然。
胡适晚年还和秘书谈起高梦旦的一次遭遇：“高梦旦先生有一位最小的女儿，也是他最爱的女儿，她出国回来不久，因盲肠炎进医院割治。那时割治盲肠炎已很稳定了，只有万分之一的危险。高小姐恰恰是万分之一的危险，结果不救了。”
说到这里，胡适加重了语气，道：“高梦旦先生没有说一句话。”
如果不是特别能容忍，高先生不会“没有说一句话”。
或许，高梦旦和胡适能成为民国“圣人”，就是因为两人都具备罕见的容忍精神。
（段伯重摘自《历史学家茶座》2012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