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审美的人生态度对实现诗意栖居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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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著名抒情诗人荷尔德林曾在一首名为《在可爱的蓝色中闪烁着……》的诗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这句诗经由海德格尔的阐释，已被后人广为传诵。关于这句诗，海德格尔曾这样解释：“一切劳作和活动，建造和照料，都是文化。而文化始终只是并且永远就是一种栖居的结果。这种栖居就是诗意的。” “栖居以诗意为根基”。他认为，“诗意地栖居”是一个自我人性显现、自我人性敞开、自我人性领悟、自我实现的生命体验过程。“诗意地栖居”是一种本质意义上的存在状态，海德格尔通过这样的阐释，为人类设想的一种崭新的生存方式和境界，表达了人类对本真的生存方式的追求。
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除了心中崇高的理想信念之外，从生活理想的角度来看，寻求诗意的栖居将是每个人孜孜不倦的追求。可以说，人诗意地栖居，是生命的存在矛盾的终极解决，而诗化的生活则是生命存在的最高形式。那么，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审美活动与诗意栖居有没有什么关系？人又如何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达到诗意的栖居呢？我认为，一个人如果想要达到诗意栖居的境界，最重要的应该保持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只有用审美的眼光看待生活，用审美的态度来品味人生，才能拥有诗意的生活，获得诗意的栖居。也就是说，诗意的栖居，说到底离不开审美的人生态度。
审美的人生态度就是指对人生的审美态度。《美学小辞典》上给审美态度下的定义是:“人对审美对象和对审美活动本身所持的态度”。《美育辞典》上说：“审美态度，或称“静观”的态度，进行审美活动所必需的特殊的心理状态，它要求欣赏者以纯粹欣赏的眼光看待审美对象，排除一切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实用的，功利的欲望和要求。”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审美态度是以审美的眼光、心境来对待审美对象，无实用、功利的欲望和要求。对人生的审美态度，也就是用超越现实功利、本能欲望、理性工具的审美情感、眼光和角度，以“诗意地栖居”的态度去看待他人，审视自我，对待人生，以审美态度从容面对生活中的失意挫折，而不是斤斤计较穷达或成败，由此唤起对于理想的憧憬，使人向至善至美的境界跃进。只有达到这样一种至善至美的审美境界，才能体会到诗意的栖居。
关于审美的人生态度，中西方的美学家各自有着不同的见解，在中国美学中，审美已经达到一种生存的范畴，儒释道各家也有着不同的解释与理解。
孔子追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人生境界，追求“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生活理想，希望以自身的终生修养来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孟子也希望通过“养吾浩然之气”而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自由境界。
如果说孔孟的审美人生态度带有伦理道德的意味，那么，老庄则是把它当作彻底解脱人生痛苦的方法。老子认为人本身的存在就是痛苦的原因，《老子·十三章》载有“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也”。并提出解决的办法是“涤除玄鉴”，只有洗清杂念，摒除妄见，才能返自内心的本明。庄子也认为生命本身是人生悲剧的根源:他在《大宗师》中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在《至乐》篇中说:“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久忧不死，何之苦也!”并且，在他看来，人生是一场短暂而痛苦的梦，如白驹过隙，一晃而过，所以他重个人生命的享受，主张超越功利、道德、感官、理智，取消人的一切现实规定性，主张主体内心世界要摒除欲念、保持空明虚静，并提出了“心斋”和“坐忘”的命题。他在名篇《逍遥游》中就淋漓尽致地抒发自己“游”的境界，推崇无待的精神自由境界，并努力寻求“天地之大美”，通过这种忘物忘己，主客体的交融获得一种审美观照。所以老庄达到了“无为而无不为”、“不刻意而高，无导引而寿”的超自由境界;徐复观认为其“心斋”、“坐忘”即是一种对人生的审美观照。
另外，禅宗也追求无牵无挂的逍遥境界。希望以“不修而修”来出“五行”、离“三界”，于宗教外获得一种精神自由和彻底解脱，在有限中实现无限，于现实中完成一种超越，佛教的“涅”，也就是指经过修持来消除苦因苦果，灭寂欲念烦恼，达到永恒超脱、永恒寂静的最安乐境界，这是一种带有虚幻意义的审美人生态度。
无论是儒家的“风乎舞雩，咏而归”，道家的“逍遥游”和“物我两忘”，还是佛家的“禅悦之风”，都是他们审美人生的理想追求。这种审美化生存追求影响了以后许多人的审美主张和艺术人生，他们以洒脱的审美态度来待人接物，使个体的生存充满了诗意。这种现象在魏晋时期表现的尤为明显。在魏晋时期，破除礼法、崇尚自然，成为名士们追求的一种时尚。他们超然放达，漠视礼法，常聚于山林，纵酒放歌。这样一种新的人生态度和精神气就是我们常说的魏晋风度。
历史上有名的大书法家，“书圣”王羲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晋书 王羲之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羲之既去官, 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 穷诸名山，泛沧海， 叹曰：’我卒当以乐死!’ ”王羲之与朋友们流连于山水中，整日诗酒风流。在东晋永和九年的暮春之初，在会稽山阴之兰亭组织了历史上著名的兰亭山水集会，与会者多达四十余人， 会上诸位文人欣赏山水， 饮酒赋诗。为了增加趣味，采取流觞赋诗的方法， 流觞所至， 即席赋诗，编为《兰亭集》， 由王羲之代为写序，即书法史上的杰作《兰亭集序》。
从文献中关于这次山水盛会的记载，可以看出此时的山水已经不仅仅是士人生存的背景和心向往之的理想之境，而已经成为他们经常涉足的生存场域。他们以审美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事物，借自然的山水化解胸中郁结的情怀，或从时序的变迁中感受生命的意蕴,体悟着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在自然的怀抱中，他们被一种美妙的情绪所笼罩，心驰神往、畅神怡情，他们在优美的自然景致和美好的人文氛围中得到全身心的审美愉悦，体验着一种诗意的生存方式。
另一位以审美的人生态度获得诗意栖居的名士，是东晋末期的陶渊明。可以说陶渊明是魏晋士人自然生存理想一个彻底的践行者。魏晋以来士人一直在入与出，进与退，仕与隐矛盾焦灼的痛苦中追求着自由自在的生存理想，而陶渊明则化解了理想生存与现实生存的焦虑和痛楚，他辞官归隐，回到田园， 躬耕稼穑，将魏晋以来士文人所追求的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合而为一，使魏晋士文人所追求的自然生存理想在南山冲淡宁静的诗意栖居中走向了高峰。
陶渊明作为东晋名士之一，他的人生期求和审美情趣深受魏晋时代崇尚自然的文化风尚和文人所追求的自然生存理想的影响。 在他的自然生存理念中，核心是魏晋以来的性本自然说。陶渊明曾在《归园田居（其一）》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在《与子俨等疏》中又写道：“少学琴书， 偶爱闲静， 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 亦复欢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 北窗下卧， 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因崇尚生命的本质在于自然，所以官场对其而言始终如樊笼一般，使他总有着一种想要返回的愿望和冲动。可以说，当陶渊明在官场上面临困境，深感厌倦的时候, 他潜在的价值观念就成为他选择生存方式的原动力，因此，“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成为陶渊明经历中最具标志性的人生告白。
可以说陶渊明是在田园生活中真正实现了诗意栖居。而这种诗意栖居的获得，离不开他审美的人生态度。陶渊明归隐之后, 很多时候是栖居在自己的诗意里。陶渊明的躬耕生活一定是孤独而艰苦的，但他却可以用闲淡的笔触仅以“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两句简单带过，在艰苦的躬耕之余，却也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这种诗意的生活方式，可谓实现了他多年内心深处的自然生存渴望。乡村日常的生活是庸常的，日常的稼穑是艰辛的，但是庸常和艰辛的农村生活在陶渊明这里却被演变为充满诗意的田园。陶渊明正是凭借着这种审美的人生态度，以审美的眼光体察生活，才寻觅到了心灵的这片桃花源，体验到了诗意的栖居。
魏晋名士的事例充分证明，秉持这样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对拥有诗意生活和实现诗意栖居有着很强的重要性。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实的人生往往充塞着不如意，或者说人并不总是能诗意地栖居世界。所以，要想真正实现诗意的栖居，有时仅凭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还是不够的，因为这种人生态度毕竟只属于主观方面的因素。诗意的栖居首先意味着要避免危险和伤害，获得和平和安全，方能享受自在和闲适，领有诗意和灵性，才能最终守住心灵的净土，自由自在地栖居于广袤的大地，翩跹于浩瀚的天空。而人生中有时会遇上各种无奈，比如战乱和灾难，这些客观因素的出现有时并非人的主观因素所能避免。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有了对诗意人生，对人生美学意境那生生不息乐此不疲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又给我们的人生带来了美的内涵，美的意蕴和美的风范。因此，能够拥有这样一种始终保持好审美的人生态度，不断在困境中追求诗意栖居的状态，也是人生中的一大乐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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