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却有恩于人，记住有恩于我

老婆大人让发的红包，说不发就揍我，我也没办法呀！还说没人领也要揍我，我好无奈！！！

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与着名舞蹈家资华筠同是全国政协委员，因常在一起开会而相熟悉。2002年春季的一天，同时参加政协会议的孙冶方听说资华筠是着名学者陈翰笙的学生，就对她说：“你的老师是我的引路人。我是在他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并且对经济问题发生兴趣的，我很感谢他。”

后来，资华筠将孙冶方的话告诉了陈翰笙，以为老师一定会为此而自豪。谁知老师却说：“不记得了。”

资华筠以为老人年事太高，记忆模糊了，就半是提醒半是嗔怪地说：“人家大经济学家称您是引路人，您倒把人家忘记了。”

陈老十分认真地回答：“我只努力记住自己做过的错事——怕重犯。至于做对的事情，那是自然的，应该的，记不得那么多了。孙冶方的成就，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我没有什么功劳。”

孙冶方——一个一生永远也不忘记曾对自己有恩，或者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帮助的人，这是一种常存感恩之心知恩图报的仁人君子的胸怀！

陈翰笙——一个只记得自己做过的错事，而不记得对别人的帮助和有恩于他人的人，这是一种可与古之圣贤比肩可称为贤之大者的胸怀!

半个多世纪前，在着名作家钱钟书夫妇与着名作家、记者萧乾之间，也发生了一件关于施恩与感恩、记恩与忘恩的小事。

1936年,萧乾在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时,曾经编辑发表了杨绛的一篇作品。等到发稿费时萧乾才得知,杨绛已经随丈夫钱钟书去英国深造去了。对这笔发不出的稿费，按照报社的惯例应当先将这笔钱存留,待到作者回国之后再发。可是出于对作者负责的心理,萧乾没有采取这样省事的做法，他自作主张地将稿费兑换成外汇，悉数寄往了英国。此后，他们之间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事。

47年后，也就是1983年秋天,萧乾搬到了北京复兴门定居。一次，他偶然听说钱钟书夫妇就住在相距不远的南沙沟，于是就抽空前去拜访这两位几十年未见的老朋友。

让萧乾有些意外的是，钱钟书开门后见到是萧乾前来,竟然躬下身子热情相迎，甚至还喜出望外地对里屋的杨绛说：“恩人来了！”这时，杨绛也迎了出来，夫妇二人你端茶我倒水,好不殷勤。这一番热情的礼遇倒让萧乾很纳闷,可当着两位文坛泰斗的面,他也没敢多问，只是寒暄几句就走了。此后,两家开始了走动。钱钟书夫妇也经常到萧乾家串门,并总以“恩人”相称，萧乾仍不明就里。

有一天，萧乾在钱家与钱钟书小酌时,终于忍不住了，他借着一点酒力问道：“先生德高望重，与我也未曾有亏，为何总称我为恩人？”

钱钟书脱口说道：“你还记得47年前,曾经给杨绎寄过稿费吗?那时正是我俩在英国最困难的日子,你可是帮了我们大忙哪。”

萧乾怔怔地想了半天，才记起当年的那件小事。他万万没想到，时隔半个世纪了，这位大学者依然将它铭记在心，念念不忘。他不禁感动地说：“原来如此!我对每个作者都是一视同仁，为他们服务只是我的本分而已呀！”

钱钟书却坚持地说道：“只要是帮助他人的事,分内分外又有何差别？我还是应该感激呀!”

一个对自己做过的帮助人的善举全然忘却，忘了自己有恩于人；一个对别人的帮助历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仍时时铭记，心怀感恩乃至终生难忘，记住别人有恩于我——萧乾的“忘却”与钱钟书的“记住”尽管表面上意思相反，但却折射出一种同样可贵而高尚的人格与美德的光芒。

(吴海滨摘自《中国青年》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