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封锁》经典语句及赏析
老婆大人让发的红包，说不发就揍我，我也没办法呀！还说没人领也要揍我，我好无奈！！！
这是选修课的小组作业，老师要求我们选一篇张爱玲的小说做分析，到时上台做presentation。分小组后，我在教室回想张爱玲的其他小说，竟通通只记得名字，情节和人物像摘掉眼镜后的世界一片模糊，唯独《封锁》这个拙劣的凶手，留下蛛丝马迹，在记忆中逐渐还原现场。当然我喜欢《封锁》跟我对小说的定义有关，我认为一部优秀的小说，应该超越时代背景和人物关系，它关注的中心不会是历史，那是历史学家做的事，也不会是纯粹的社会关系，那是社会学家做的事。抽丝剥茧，小说的核心必须是人，成功的小说站在时代的肩膀上，用最残暴的手揭露人类的本质。
《封锁》其实无非是讲生活的重复，人生的虚无，被物化的人类，无非是讲思考是痛苦的，人类在逃避思考，但为了小组作业有东西就罗嗦了一大堆，大家随意看看吧……最后的舒适区、恐慌区、学习区完全是zhuangbility。好了，进入正文。
【爱情】
在小说中关于宗桢爱恋翠远毋庸置疑，张爱玲在这方面下了不少笔墨，文中大部分描写都是通过宗桢的视角展开的。
“宗桢没有想到他能够使一个女人脸红，使她微笑，使她背过脸去，使她掉过头来。在这里，他是一个男子。平时，他是会计师，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是家长，他是车上的搭客，他是店里的主顾，他是市民。可是对于这个不知道他的底细的女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子。
“宗桢断定了翠远是一个可爱的女人——白，稀薄，温热，像冬天里你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你不要她，她就悄悄地飘散了。她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她什么都懂，什么都宽宥你。你说真话，她为你心酸；你说假话，她微笑着，仿佛说：‘瞧你这张嘴！”’“
而关于翠远喜欢宗桢这一点的描写，仅局限在翠远的所为而不是所想。我们能评断翠远对宗桢是否有爱情只有两个情节：翠远在听到宗桢提到他不能娶她时哭了，但她的内心对白只提到宗桢是一个“可爱的”“萍水相逢的人”；另外一处宗桢问了她电话，找不到笔记下来，皮包里有笔的翠远故意不拿出来。全文极少提到翠远对宗桢的看法和感觉，究竟是宗桢哪些独特的个性吸引了翠远，还是说是仅仅是封锁这特殊环境造就了翠远对他的爱慕，我们无从得知。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翠远借助与宗桢的爱情逃避现实生活，如果深探下去，我们会发现这段爱情性质并不是我们刚开始阅读小说想的抛离世俗观念、纯粹自然，翠远背后复杂的心理机制折射出她对封锁的电车外被不平等对待的生活的不满与逃避心理。电车被封锁了，但电车外的生活依如鬼魂缠身，脱离不得。
“翠远抿紧了嘴唇。她家里的人——那些一尘不染的好人——她恨他们！他们哄够了她。他们要她找个有钱的女婿，宗桢没有钱而有太太——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
……
以后她多半是会嫁人的，可是她的丈夫决不会像一个萍水相逢的人一股的可爱——封锁中的电车上的人……一切再也不会像这样自然。再也不会……“
【这段爱情因封锁而生，也因封锁而死】
产生爱情与谈恋爱是有区别的，谈恋爱在产生爱情之后，产生爱情是个瞬间动词，谈恋爱是持续性动词，谈恋爱要考虑方方面面的问题，而产生爱情不需要，产生爱情是自发的，是对部分的不完整的TA的情迷意乱（在《封锁》中，是两人同时望向窗外时脸庞的靠近，翠远脸红了）。
爱情先是一种感觉，再是一种责任。
从感觉方面来说，文中提到“他们恋爱着了”，他们的爱情基于零碎的认识，我们谁也不能保证他们可以接受真实而完整的对方，如果有机会了解的话。
从责任层面上来看，“宗桢没有钱而有太太“，无论是宗桢还是翠远，他们并没有承担起爱情发展衍生而来的责任的肩膀。宗桢他埋怨生活（“忙得没头没脑。早上乘电车上公事房去，下午又乘电车回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去，为什么来！我对于我的工作一点也不感到兴趣。说是为了挣钱罢，也不知道是为谁挣的！”、“我太太——一点都不同情我”等等），他对生活的反抗仅停留在思想和言语上，中庸懦弱的性格注定他对娶翠远为妻这念头只是在心里想想，在口头上说说。
所以，这段爱情注定因封锁而生，也因封锁而死。
但是，《封锁》并不仅仅局限在爱情这一主题上，《封锁》的主题凌驾于时代背景之上，张爱玲在这篇8000字不到的短篇小说牢牢抓住了人类的本质，使《封锁》多了一股亘古的魅力。
一、生活的重复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这是小说的第一段。第一段采用了复迭的修辞手法，“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没有完，没有完”，在暗示生活的重复、乏味和枯燥。但面对这样的生活状态，人们的态度却是毫无思索全盘接受，所以张爱玲才写道“开电车的人开电车”、“然而他不发疯”，幽默的文字游戏背后是对日常生活的嘲讽，好似开电车的人应该不开电车，他应该干点别的，他应该去发疯，他理应对日复一日的生活发疯！但是，他没有，他依旧安分地开电车。
在这里，张爱玲其实在质问生活——“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可是当前的生活？”。第一段已经逼迫读者去思考生活本身。
二、思考的可能性
张爱玲是一个具有敏锐社会洞察力的作家，她总能从琐碎的平常生活中——无论是街景还是日常对话——挖掘到司空见惯却引人深思的片段。
“上海似乎从来没有这么静过——大白天里！一个乞丐趁着鸦雀无声的时候，提高了喉咙唱将起来：“阿有老爷太太先生小姐做做好事救救我可怜人哇？阿有老爷太太……”然而他不久就停了下来，被这不经见的沉寂吓噤住了。
电车里，一位医科学生拿出一本图画簿，孜孜修改一张人体骨骼的简图。其他的乘客以为他在那里速写他对面盹着的那个人。大家闲着没事干，一个一个聚拢来，三三两两，撑着腰，背着手，围绕着他，看他写生。“
前面提到了生活内容的重复性，而当这重复性被生硬打断，生活在封锁的电车上呈现出非常态，在非常态中乘客无所适从，各种戏剧性的动作显得荒诞可笑。陌生场景无法用经验来应付，乘客们不知道该做什么来填补这突如其来的虚无！ 所以我们在小说中可以看到乞丐唱歌、看到闲着没事干的群众围拢观看医学生画骨骼图等画面。
但是，我们会有个疑问，除了用另一种机械性动作替代原来的动作，乘客还可以干什么？张爱玲写到：
“他在这里看报，全车的人都学了样，有报的看报，没有报的看发票，看章程，看名片。任何印刷物都没有的人，就看街上的市招。他们不能不填满这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也许会活动起来。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
“只有吕宗桢对面坐着的一个老头子，手心里骨碌碌骨碌碌搓着两只油光水滑的核桃，有板有眼的小动作代替了思想。他剃着光头，红黄皮色，满脸浮油，打着皱，整个的头像一个核桃。他的脑子就像核桃仁，甜的，滋润的，可是没有多大意思。”
是思想，张爱玲说“有板有眼的小动作代替了思想”，原因是“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思想是痛苦的”这观点在全文中提到了两次，另一次是在最后一段——
“饭后，他接过热手巾，擦着脸，踱到卧室里来，扭开了电灯。一只乌壳虫从房这头爬到房那头，爬了一半，灯一开，它只得伏在地板的正中，一动也不动。在装死么？在思想着么？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罢？然而思想毕竟是痛苦的。”
最后一段的乌壳虫是人类的隐喻，“整天爬来爬去”说的正是整天忙忙碌碌又不知从哪里爬来又将爬往哪去的人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罢？”这是个反问句，张爱玲想表达的是，人类缺少的并不是思想的时间，因为她在后边指出原因是“思想毕竟是痛苦的”。
思想是痛苦的？
我们回到文章再看看封锁时电车内稍纵即逝的思想。生活的脚步随着电车停止，行动被束缚在局限的空间内，思想蠢蠢欲动。时间已不重要了，在封锁的时空里，时间无限，容许乘客去寻探平常生活不会思量的事物（譬如翠远改卷时会想自己为什么会给学生打A，主动去关注潜意识，这在平常生活比较少见）。另外在宗桢和翠远的对话中，宗桢道：“忙得没头没脑。早上乘电车上公事房去，下午又乘电车回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去，为什么来！我对于我的工作一点也不感到兴趣。说是为了挣钱罢，也不知道是为谁挣的！”宗桢他清晰地意识到他自己生活没有目的，这是浅层思想后的结果。但宗桢的思想如蜡烛风一吹又灭了，他没有继续深究下去，关于他的生活和工作，他知道现状是什么，但他不知道并不想知道为什么和该怎么做。
我们必须意识到，像宗桢这样三十多岁的人，人生道路越走越窄，生活可改变的空间愈发紧迫——他的人生大局已定，宗桢处在一个尴尬的无法逃脱的困境当中。因此他逃避思想，思想不能为他解决问题，思想会带给他痛苦。这是人类逃避思考的其中一个原因。
另 一个原因我们可以跳出小说来讨论。心理学把人类对外部的认知分成三个区域：舒适区、学习区和恐慌区，舒适区指的是如果一个人所处的一个环境的状态和习惯的 行动，在这种状态下将感到舒适并且没有危机感。小说中的“有板有眼的小动作”“开电车”等活动属于舒适区，而如果思考的内容超越人类感知和理解范围，思想 这动作将属于恐慌区，毫无疑问，人类将本能低逃离恐慌区范畴（当你阅读一本艰涩难懂的书籍时你会体会到这点）。
回到小说，光是工作、婚姻（前面没怎么分析到，这里引用下原文。“他 夫人托他在银行附近一家面食摊子上买的菠菜包子。女人就是这样！弯弯扭扭最难找的小胡同里买来的包子必定是价廉物美的！她一点也不为他着想——一个齐齐整 整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事皮包的人，抱着报纸里的热腾腾的包子满街跑，实在是不像话！……宗桢迟疑了一会，方才吞吞吐吐，万分为难地说道：‘我太 太——一点都不同情我。’”）、与董培芝的关系，华济大学毕业的宗桢都处理不来，更何况普通老百姓呢，更何况去思考比工作、婚姻、人际关系更加无法把握的人生呢。因此，思想是痛苦的。
【小结】
大部分人为了个胃在重复日子，与其说是活着，不如说是在等待衰老。没有人发现空虚的存在，即使与它直视；没有人思考人生的意义，即使身处其中。无论是在张爱玲笔下的旧上海，还是在当今工业化加剧的社会，都能在绝大部分人身上找到重复、虚无、无思考性这一共同点。